七月成都，虽然绿树成荫，但36度以上高温，让人真正感受到什么是“流火”的滋味。这种热度，正好同当前全国人民迎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相吻合。 

　　带着这样的热度，我敲开了事先约好的原四川省人民政府外办主任、原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张惠明的家门。 

　　张惠明，原名，朱宝英。1927年11月生于浙江省一个农民家里。现年88岁，已离休，享受副省级待遇。她父亲在上海一个纺织公司当会计，母亲是家庭妇女。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妹妹。她是老二。 

　　5岁上小学，改名张惠明。小学5年级时，转学到姑妈家里读书。在这期间，她开始受到共产党的影响，并初步走向革命道路。有一段记忆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永恒；有一种精神，在今与惜的交替中闪耀。 

　　张惠明回忆道：“抗战时期，承受着深重苦难的中华民族发出了抗争的怒吼，一首首不朽的战歌在血火中诞生。铿锵战歌，鲜血谱就。这些响彻神州的歌声是冲锋的号角，是奋战的鼓声，激励着中华儿女与日寇血战到底。直到今天，每每听来依然令我热血沸腾。如：《松花江上》，唱尽东北血泪史；《打回老家去!》，表达赶走日寇的决心；《大刀进行曲》，最解恨的抗战歌；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歌声响彻共和国；《黄河大合唱》，民族精神的史诗；《八路军进行曲》，军歌嘹亮六十载；《游击队之歌》，游击健儿逞英豪；《五月的鲜花》，呼唤被压迫者一起挥动抗日的拳头；《歌唱二小放牛郎》，一个动人的故事；《团结就是力量》，团结奋战的号角；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，唱出人民的心声等歌曲。我们男女同学白天上课，晚上唱歌，排练文艺节目。当时生活条件虽然很艰苦，但我们学习和抗日劲头却非常足。” 

　　“学校里，有一位爱唱歌的老师。她经常给我们教唱抗日歌曲。除了以上歌曲外，还教我们唱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》等歌曲。在她言传身教下，我积极主动报名参加学校组织演出的进步文艺话剧---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。这部话剧，在当时抗日环境下，是非常著名的，是抗战八年里演遍中华大地的爱国剧。” 

　　“话剧主要内容是：一个街头卖艺老人，嘴上满是胡子，头上戴着秃毡帽，手上拿着铜锣，边敲打着、边引导人们围成一个大圆场。他口里琅琅说着:‘老少爷们!有钱的，帮个钱场子，没钱的，帮个人场子’。并敲着一个已破的铜锣，哐、哐、哐!……待把人群逐渐安定好后，老人拿一把胡琴，拉起小曲儿来。他呼唤一个年纪轻、体形俏、面貌俊的姑娘:‘来!你伺候老少爷们一个小曲儿，唱上一段!’他拉起琴曲，似泣如诉，幽幽咽咽。姑娘应声唱道:‘高粱叶子青又青，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。先占火药库，后占北大营。杀人放火真是凶。杀人放火真是凶，中国的军队，有好几十万。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!’…… 

　　“忽然，姑娘剧烈咳嗽起来，上气不接下气，唱不下去了。老人抱拳向四面观众哀求道:‘这姑娘是我亲生女儿!我们是在东北沦陷后，逃亡到关内来的。没饭吃呀!她是饿的……’人群一阵凄楚、一阵叹息，纷纷掏出些铜元往场心掷去，表示同情和支援。老人在作揖打躬，连连道谢之后，接着又操琴，又要小姑娘唱下去。几声琴音，几句叙唱，依然是姑娘因饥饿过甚，不能成声。老人一再呵斥，他怒了，拿起长长皮鞭将女儿狠狠抽打。女儿柔弱不支，躺倒在地。……忽听一声断喝:‘住手!放下你的鞭子!’只见观众中，有二三个爱国青年，由于正义的热血全身涌动，愤慨地站起来，冲向场内，冲向老人，护住姑娘。全场惊呆!姑娘边哭边诉，边护住老父，她说:‘我们东北叫鬼子占领之后，可叫凄惨哪!无法生活，只有流浪、逃亡，无处安身，没有饭吃，过着饥寒交迫的日子……’一时间，全场青年情绪鼎沸，像开了锅，激荡不已。不由得高呼起来:‘我们不当亡国奴!’‘打回老家去!’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!’口号声、高吼声，震动群山，回荡高空。有如向苍天大地长吼!” 

“这出广场话剧，最初是由北京市内一个中等学校的学生，才十九岁，名叫张瑞芳扮演的，(后来成为全国知名的大演员)。那扮作父亲的老人，是大戏剧家崔嵬(是老党员，大明星，大导演)。这部广场街头剧，愤怒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罪行。我第一次看后,就受到了强烈感染和冲击，当时我正是青春年少时期。我忘不了剧情撼人心魄的力量，全剧流荡着爱国主义激情。抗战期间，由周恩来、郭沫若所组建的十个抗敌演剧队，在全国各地纷纷上演此剧。从而呼唤中华国魂，从民族苦难深渊中、从民族被侵略的耻辱中，挺立起来!她是中国话剧史上，一株艳丽的奇葩! 1939年，国画大师徐悲鸿，看了此剧后，在新加坡特意创造了一幅油画，《放下你的鞭子》。” 

　　“在当时抗日大环境影响与鼓舞下，我参加了学校组织排练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的话剧。学校公演后，在全校老师和同学心中产生了很大的积极作用，为在学校进一步掀起抗日热潮，起到了极大的宣传与广泛的鼓舞作用。老师和同学都说我演的好，演出了大家团结一致，共同反抗日本鬼子的侵略，演出了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，不分男女老幼，不分各个阶层，都要联合起来共同抗日。演出了唤醒民众，有钱的出钱，有力的出力，把日本鬼子从中国赶出去的决心和勇气。很多群众看完我们演出的节目，听完我们唱的歌，很受教育，很受启发，纷纷走到我们面前，捐款、捐物，用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活动。” 

　　“上中学后，县中学在山底下。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。我们耳边常常响起刺人的防空警报。日本人的飞机，飞的很低，飞机里的人，我都能看的很清楚。我多次问周围的老师和同学，‘为什么没人向他们开枪？为什么不把他们打下来？’有人说：‘这就是国民党不抵抗，造成的恶果！’我心想，如果这样下去，我们的课堂就没了，学校也没了，我们的国家就更没了，我们不就成了亡国奴了吗？目前的情况与局势，真是太可怕了。有谁能来就我们呀？我们该怎么办呀？” 

　　“面对日本飞机的轰炸，我当时对周围同学说，‘国民党不打日本鬼子，我去打。我去当飞行员，开飞机，飞到日本去，去打鬼子！’同学们说，‘飞行员都是男的，根本就没有女的。’我就说：‘那我就当文学家，通过写文章，写小说，去揭露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。’大家说，‘这个办法好，也是可以办到的。’” 

　　“我13岁那年，日本鬼子打到宁波。我和同学们只好四处躲难。我因为年纪小，身体弱，没有别的地方可逃，就只好躲到家里的柴火堆里。有些同学就躲到杂草堆里。我亲眼看到，日本鬼子用刺刀向柴火堆里、向杂草堆里戳。我因为藏的深一些，就躲过一劫。日本鬼子把我们家的鸡、鸭都抢走了。” 

　　“在流动学校里，为进一步表达我的抗日热情与决心，我通过写作文、写信，与同学相互交流，表达自己的心愿。中学时期，是在上海一个中学里渡过的。与其说是‘渡过’，不如说是在那里躲过灾难。” 

　　“记得当时上课，我们有一个老师，他虽是中国人，但迫于学校压力，他给我们教日语，我们都不愿意学。我在班上是个调皮的女生，我乘他不注意时，在他身后给他画了个大乌龟，引起同学们大笑，以此表示抵制和反对学习日语。开始我们在四川路的英法租界里上课，还能受到一些保护，后来就不行了。日本人三天两头闯进租界，不是搜查，就是抓人。我们学校受到破坏，我们读不了书。在此情况下,我们班上当时已有一个地下党员了，是个男同学。他让我们转学，我们就转了学。” 

　　“1942年至1945年，我已是上海大同大学附中高中二年级学生。钱其琛是我校的党小组长兼党支部书记。我与他是同年级，不同班的同学。汪丽华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人，也是领路人。她经常利用一切时间，给我讲革命道理，讲抗日事情。她对我说：‘我们现在进行的抗日战争，是正义的战争，是中华民族团结协作，众志成城的共同抗战，是一场人民战争。只要全民族统一奋战，就一定会粉碎日本鬼子霸占中国的迷梦。正义的战争，必会得道多助，必会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广泛支援。’她找来美国进步作家埃德加·斯诺写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等许多进步书籍给我看。在她引导与帮助下，我于高中二年级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她是我的入党介绍人。我荣幸地与钱其琛、汪丽华三人成为一个党支部。” 

　　“我永远忘不了，我入党时的光荣与神圣时刻。面对鲜红党旗，我庄严地举起握着拳头的右手，在汪丽华同志带领下，发出我有生以来最铿锵有力的声音：‘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员义务，执行党的决定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对党忠诚，积极工作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，永不叛党。’” 

　　“我这一生，最光荣、最难忘、最艰苦、最危险的日子，应该算是抗日战争这一段时光了。在那个血雨腥风的日子里，白天要上课，晚上要悄悄开展革命工作。具体是，联系进步同学，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纲领，团结与发展更多优秀学生，加入共产党地下组织。传递党组织交给的各种文件、信件。与可靠同学们一起去贴抗日宣传单。尤其是完成贴抗日宣传单这项任务，危险性和风险性极大，一但被汉奸、特务、日伪军发现，就有被铺、关押，以至于杀头的可能性。虽然如此，我从入党那天起，就做好了为党，为抗日牺牲的思想准备。用现在的话说：‘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我就是党的人了。党是我的母亲，我是党的孩子。党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。决不会与党讨价还价。’只会与党，今生今世，生生世世永远在一起。永不叛党！在那个难忘的岁月里，我是这样说的，也是这样做的。” 

　　“我们同学中，有日本驻中国大使的孩子。他们与我们交往时，他们都感到很不好意思。我就对他们说：‘发动侵略中国的是日本军国主义，是你们国家的统治者，他们是中国人民的罪人，早晚要受到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审判与惩罚。这与咱们孩子之间正常交往没有关系，孩子无罪。’” 

　　“在上海大同大学附中毕业后，我考入了上海大同大学。抗战胜利后，1948年我去了山东解放区，在中央统战部工作。乔石同志联系我，他让我到华东局，安排在培训班与饶漱石等人在一起工作。北京解放后，我就留在北京工作。在杨超同志工作的中央统战部里任秘书。后来，为支援大西南建设，被派到西南团委工作，任团委办公室主任秘书。随后，在四川省团省委当秘书。文革后，45岁时调到四川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当主任，后任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直到离休。” 

　　“9月2日，我们省外侨办副巡视员张百鸣，带领老干处处长等人，提着慰问品来到四川省人民医院看望我。张百鸣说，在北京‘9.3’阅兵之前，按照办党组统一安排，她代表慕新海主任及省外侨办其他领导，前来慰问曾今参加过‘抗战的老战士’，希望我多注意身体，并祝我健康长寿！”   

　　张惠明有些激动地说，“感谢慕主任、感谢张副巡视员及省外侨办其他领导和同仁对我的关心与爱护。你们在百忙中，还专门抽时间代表组织来看望我这个离休老人，我很感动，也很感谢。” 

　　“9月3日上午，我通过电视直播，观看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气势恢宏的阅兵式。又一次令我非常感动，非常自豪。感动的是：我们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高，有23位外国元首，10多个外国政府高级别代表前来出席纪念大会；自豪的是：通过阅兵，看到了我们的国威、军威得到了很大发展与提升。看到了，中国人民爱好和平，捍卫国家主权，反对战争的信心与决心。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在发表重要讲话的最后强调，三个‘必胜’振聋发聩。暨‘让我们共同铭记历史所启示的伟大真理：正义必胜!和平必胜!人民必胜!’这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的最好总结。同时也是一次全国人民难得的、非常盛大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。衷心祝愿：在习近平主席正确领导下，早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‘中国梦’！”